《补天裂》：从小说到剧本

在已经过去的1997年，我的时间全部花在了《补天裂》上。耕时三年的小说创作在1月完成，经过亲自校阅三次校样，5月，由北京出版社和香港明报出版社在香港回归祖国前夕同时出书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“小说连播”节目开始播出。7月，连播还未结束，我已经在着手把它改编为30集电视连续剧剧本。许多听众和读者热情地来信，期望着《补天裂》早日搬上屏幕，这也正是我早在小说动笔之前就已经拟定的计划，我们不谋而合。但我也深知，把一部小说变成电视剧，怎一个“搬”字了得？改编，其实是一次再创作的繁复历程。

难度当然不仅仅在于从文学语言到影视语言的转换，这是任何一部作品的改编都无可回避的。阅读不能代替观赏，文字符号的解读愉悦与视听感官刺激和审美享受毕竟是两回事，即便像《茶花女》那样的经典著作，同出自小仲马之手的同名小说和剧本就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，后人无数次据此改编的影视作品则更是各有各样。近世虽有“电视小说”作为百花齐放中的一朵并且深受部分热爱文学、执著于“原汁原味”的读者青睐，但终究不可能成为屏幕叙事作品的主流，形式上的“削足适履”总是难以满足更为大量的观众（而不只是读者）的多种需求。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、传播手段空前丰富、文化市场竞争极为激烈的今天，因特网的遍布天下，国外“大片”的引进，激光影碟的普及，电视频道的激增和国产电视剧的饱和，使电视剧生产正如整个国民经济的转型一样，突然进入了“买方市场”。满街声色娱乐目不暇接震耳欲聋，倦怠的受众轻易不肯迈入电影院的门槛，打着饱嗝仰靠在自家的沙发上，手持遥控器，以高傲的心态、挑剔的目光，随意褒贬着屏幕上那些送货上门的“商品”，刹那之间的取舍造成各频道的无情厮杀，争夺观众已经成为编、导、演和制片人的首要策略。有鉴于此，创作者便不能不直面现实。我在《补天裂》的改编中，对原著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增删。不仅是那些经过艰苦查证的史实，为营造时代氛围和史诗意蕴而精雕细刻的叙述语言，对人物和场景的大量描写，在剧本中却必须统统删去，留下来的只有动作和台词，以“故事”作为剧本的基本支柱，并且对原有的事件重作剪裁和铺叙，还增加了众多的人物和情节，让每一集都跌宕起伏，一波三折，为此而不惜绞尽脑汁、煞费苦心。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作家往往轻易不愿意“触电”，究其原因，不外有二：一是难以忍受“改”的折磨，一部剧本的诞生，改来改去，改个十稿八稿者屡见不鲜，要改得导演满意、观众认可，决非易事；二是不大适应从严肃文学到通俗艺术的转换，心中难免生出“俯就”之感。但是，谁也不可否认，在当今所有文艺门类之中，再没有比电视的覆盖面最大、受众最广。当你操起这种最大众化的传播工具，面对围坐在屏幕前的男女老幼，就必须实实在在地“心里装着群众”。此时，大学教授和中学生的距离大大缩小了，其接受心理并无多大差别。莘莘学子不打算由此受教育，白发学者也不指望即席做学问，他们和家庭主妇的需求不相上下，电视剧只不过是工余饭后的一杯茶或咖啡、一包花生或瓜子而已。消闲、愉悦功能成为人们的主要需求，而内涵超载、负荷过重的“药膳”、“食补”则可能会使人敬而远之。创作者似也不必把自己的“事业”看得过于“神圣”，若以平常心态，置身于电视文化消费者的行列，便容易理解他人的消费观念了。

当然，剧本改编中的大众化、通俗化也有一个“度”。空洞、干瘪的说教令人生厌，“寓教于乐”则可以使人们在观赏愉悦之中获得健康、美好的教益。取材于上个世纪英国殖民主义者强租“新界”、中国新安县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重大史实的《补天裂》，是一部悲剧，一曲悲歌。它要表现的是在上个世纪国破家亡之际中华民族的大悲大痛，正义与邪恶拚死较量的大起大落，爱国主义这一严肃主题是不可能也不允许“改”掉的，戏既要拍得“好看”，却又并不意味着“淡化时代”、“远离政治”。既不能拍成回避政治、卿卿我我的“言情片”，也不能拍成刀光剑影、花拳绣腿的“动作片”，而恰恰应以特定时代、特定政治氛围中的人物命运紧扣观众的心弦，把戏作足，淋漓尽致地弘扬民族正气，使观众的爱国热忱在痛洒一掬热泪的观赏过程中得以充分宣泄，这也是一种“愉悦”，一种高尚情操的陶冶和升华。通俗不等于媚俗，“迎合观众”、“适应市场”往往一厢情愿，进口“大片”风风火火了一阵，人们在“大开眼界”之后便觉得那些以电影新技术赚取高票房收入的打打杀杀“不过如此”，而某些思想苍白、内容贫乏、仅靠噱头搞笑支撑的“泡沫剧”也已经败坏了人们的胃口。观众呼唤思想性、艺术性俱佳的精神食粮，这一真诚的愿望理应得到艺术工作者的尊重和积极回应，弘扬真善美、鞭笞假恶丑，这是文艺工作者的基本职责，也是人民群众对文艺作品这一特殊“商品”的正当要求。